首先，我们分析一个永续国家，即先行者中的英国在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中，是如何达到第二个启动条件的。

其一，权利可以节省价值论证所需要的时间和精力。被构成的行为形式，不是先于或独立于规则而存在的，而是在逻辑上依赖于规则并由规则所定义的。

因此，下述情形完全是可能的：根据道德的要求，P不应该做A。然而，P因I而对Y1拥有权利的结构，也导致了权利在保护选择时，必然面对一个悖论式的难题。笔者将指向某个行动或选择范围和领域的权利称为一般权利，而将与特定行动相关的权利称作具体权利。例如，发表哗众取宠的言论，出于妒忌而故意投票给能力平庸的候选人、冷漠地对待街边求助者等。〔[〔〕  Joseph Raz, Ethics in the Public Domain Essays in the Morality of Law and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45.]〕例如，某件旧衣服对我虽然没有价值，我仍然对其拥有权利，而这可能是因为我所在的社会存在一个保护财产权利的一般惯例，例如，在不存在明显损害其它重要利益的情形下，对财产之价值的判断应交由权利人自己判断。

例如，按照拉兹的观点，我自己选择哪种职业，对我的个人福祉具有重大利益。反过来说，假如P被道德要求不做A，P就没有做A的自由。通过法治体系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构建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能够最大限度减少权力出轨、权力寻租的机会，实现廉洁执政。

人类法治文明的历史证明，不受制约和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一条铁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就能把宪法的上述规定和精神，全面体现到国家法律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之中，贯彻到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的各个环节，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应从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来把握和推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形成一整套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成熟定型的国家制度体系，就要坚持宪法法律和党章，建设更加科学完善的法治体系。

法治是法律之治、制度之治、规则之治，其核心要义是依法治权、依法治官，把权力关进法律和制度的笼子里。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基本前提和内在要求。

建设法治体系，要从国家和党两大方面加强以宪法和党章为核心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建设，尽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和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形成体现良法要求的国家制度体系，为治国理政提供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更加完备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依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法律是治国理政最大最重要的规矩。三、在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中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201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形成，无法可依的问题基本解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法律实施的问题日益突出，切实保证宪法法律全面实施，统筹解决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问题就成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主要任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就成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目标追求。全面依法治国的工作千头万绪，但各项工作都要围绕法治体系这个总抓手来谋划、来推进。推进法治体系建设，不仅包括国家法律体系，而且把党内法规纳入其中，要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这就在法治体系的整体框架中，使党内法规体系与国家法律体系紧密结合起来，形成党规与国法相统一的国家治理体系，从而极大地增强了两者的内在合力，避免了两者可能发生的冲突和脱节。促进四善于——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中央权威、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用法治体系保证和落实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不断提高全党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国理政、维护稳定、推动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又在治国理政的具体实践中检验法治体系建设的成效，用实践的标准评价法治体系建设的质量，用实践的力量推动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更加成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走什么样的法治道路、建设什么样的法治体系，是由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的。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门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鲜明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明确提出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抓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有利于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利于在全面深化改革总框架内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各项工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障。

但在不同阶段，法治建设的工作重点是不同的。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运用国家制度体系管理国家、治理社会、治党治国治军的能力，就要切实遵守、实施宪法法律和党章，不断提高推进法治体系建设的能力和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保障。加强顶层设计、系统推进。我国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反映了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取得的成果，确立了在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其基本要求是依法设定权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这就在法治体系的实施机制上，把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推进，从而极大地保证了党治国理政的统一性、权威性和高效率。

在建设法治体系的过程中，应当准确把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整体系统结构和总体工作布局，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促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协调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这条正确道路，从我国实际出发，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要挖掘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又要学习借鉴世界优秀法治文明成果。

法治体系建设涉及方方面面，但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要合理纳入全面依法治国的顶层设计来实施、来展开。法治的生命在于实施，法治的力量也在于实施

原载《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3期 进入 刘松山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权力机关 党内法规 法律 。在这种情况下，党员代表委员能否投反对票？这是一个需要在认识上形成共识、在制度上作出明确规范的重大问题。对这个问题，彭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有深刻论述（以下彭真的论述均参见他的《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一书）。比如，他们应当了解熟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整个党和国家的政治格局、政治形势等。

但是，与法相对应的党究竟是指什么？是指党中央还是其他各级党的组织？是指党的中央领导人还是省委书记、县委书记等地方领导人，甚至是企业、农村的党支部书记？或者是其他的什么？ 客观地说，在各级党组织领导权力机关行使职权的过程中，党很大程度上是被理解为上述各级党组织或者领导干部的。按照这个精神，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在权力机关组成人员行使职权的过程中，要求广大党员代表委员不仅模范遵守国家法律，而且以更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决同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

第二，国家法律既是全党的主张，又是全国人民意志的体现，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意志的统一。权力机关组成人员投下的每一票，都应当从崇高的政治责任出发，没有政治责任，就会失去投票的严肃性。

所以，党内按党法党规办事，国家机关按照宪法法律办事，对于理顺党政关系，消除党大还是法大之类的错误认识，是十分关键的。从长远看，将权力机关组成人员的投票，根据不同情形予以公开，是接受选民监督、健全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必然趋势。

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讨论。实质上，他们面对的是党内法规贯彻落实的结果，摆在他们面前的既有国家法律的规定，又有党内法规形成的结果。实际上，权大还是法大始终是国家和社会治理中困扰我们的一大难题，各级党组织领导权力机关行使职权的过程中，这个难题同样突出。权力机关组成人员的政治责任是什么？如何落实？应当深入研究应对。

从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看，权力机关组成人员中的党员，是可以投反对票的，也即党员可以用反水的方式，违反有关党内法规，不守党纪。至于某个党的中央部门或者省级地方党委制定的党内法规，其法律效力就更应当低于国家法律了。

党内法规质量不高，或者得不到认真执行，依据党内法规形成的人选和主张，在权力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审议表决时，就会遇到困难和冲突。党内法规应当适应这一要求，为党组织的酝酿决策规定特定的内容和程序，以保证向权力机关推荐出最合适的人选，提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所以，在这一意义上讲，党内法规是实现国家法律的工具和手段，舍此无他。

所以，党的组织向权力机关提出的国家机关组成人员人选和各种主张，实际是执行党内法规的结果，是贯彻党内民主集中制的结果。根据《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的规定，党的中央组织以及中央纪委、中央各部门和省一级党委，都有权制定党内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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